[生存志] 第116节 贾谊进献治安策

        贾谊进献治安策


        “七国之乱”是由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的一篇“削藩策”短文引起的。“晁错”看不惯齐、楚、吴三国“占一百六十余城，分天下半，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硬要插手帝王家事，因此只活了46岁就被“腰斩东市”。


        “文景之治”时期，老想着帮助帝王集权的并非只有“晁错”一人，早在公元前173年，与“晁错”同龄的“贾谊”就向“汉文帝”进献了一篇雄文“治安策”，很多论点和“晁错”如出一辙。“贾谊”在文中写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指出汉帝国表面上看来是『天下已安已治矣』，其实却是『本末舛(Chuan3)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就像是睡在柴草堆上，随时可能被烧死。


        “治安策”开篇仅用寥寥数语就把局势描写得十万火急，让人心惊胆战。接着写到了“藩国”的问题，『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指出“大诸侯”的存在对国家有着巨大的威胁。行文以刘邦时期异姓王叛乱的故事为例，『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藩国”问题写完，行文又写到“匈奴”问题，『今匈奴慢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指出汉帝国要向匈奴“和亲纳币”，真是岂有此理。而且匈奴屡屡入侵，『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边境安全问题已经相当严峻。


        行文接着写到“民侈”问题，『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自从汉初以来“无为而治”三十年，民间财富急剧增加，民众奢侈之风盛行，游手好闲的人越来越多，『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贾谊认为这会导致国家灭亡，他觉得“无为而治”到一定时期就要转入“有为而治”，把积累的财富消费掉，民众才有动力继续高效的创造财富，否则进入财富饱和阶段，民众会通过“奢侈”的方式自行消费掉过量财富。


        行文接着提到“帝威”问题，『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谊认为帝王不能太过和蔼亲切，要让自己有足够威严，要与臣僚百姓拉开距离，要显示出自己的高贵身份。


        行文接着提到“礼仪”问题，『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贾谊认为『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才能够激发臣僚的德行，要善于使用文雅的词语来“为尊者讳”。


        贾谊的论调，既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局限。他才华横溢，充满书卷气，他既对“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导致秦地百姓不知礼义廉耻，只知穷兵黩武极为鄙视，又对汉初三十年来一直“无为而治”，放任民风奢侈放荡，『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的做法颇有微词。他写《过秦论》，认为秦帝国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指出处于攻势时，讲究仁义就不能成功，处于守势时，不讲仁义就不能成功。所以“商鞅”『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的策略可以使秦国兼并六国，却无法守住『关中之固，金城千里』。他写《论积贮疏》，指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背本趋末，食者甚众，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残也』，希望汉文帝能『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让所有人都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不要羁留在商业、服务业、流通业、娱乐业中“不务正业”，否则一旦遇到兵灾荒年，『兵旱相乘，天下大屈』，百姓就要因为没有“积贮”而流离失所了。

        贾谊22岁写完《论积贮疏》后，汉文帝打算提拔他进入“公卿”序列，被功臣集团阻止。他24岁时受命担任“吴氏长沙国”的“太傅”，在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又于公元前173年写下《鵩(Fu2)鸟赋》抒发忧伤。不久后，汉文帝想念他，把他征召入京，夜半对谈，讨论鬼神。此后贾谊一直担任“梁怀王”太傅，他在不久后进献“治安策”，并于五年后去世，享年32岁。

本节到此结束，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