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人该思考什么——马航报道

　伴隨著事件發展層出不窮的各種傳言、謠言和流言成為馬航事件報道躲不開的話題。尤其是在自媒體環境下，媒體傳播帶給我們更多的反思：對信息來源有著嚴格要求的新聞媒體為何會輕易“上鉤”？經過專業訓練的媒體人為何會不小心“上當”？對於信息來源的核實，媒體機構究竟該如何把握？

　　不輕信“權威”

　　自MH370航班失聯信息公布當天起，網絡上的謠言便緊隨事件發展，呈現出一種特別的“動態滾動”狀態，且在事件發生后的前期格外明顯。讓人意外的是，一些新聞媒體，也曾對這種輿論狀態“推波助瀾”。

　　“據CNN報道，馬航MH370航班已確定在越南胡志明市以北100公裡境內墜落。”很多人都熟悉，這條聲稱客機已經墜毀的消息曾在多家媒體微博轉發傳播。

　　也有媒體轉引越南媒體報道，稱“越南搜救人員當天在越南南部金甌省西南120海裡處發現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吉隆坡至北京航班失聯客機信號”。

　　類似的乘客奇跡生還、宣布客機墜落的消息，盡管均在傳播不久后即被否認辟謠，但傳播效果及其造成的影響不容小覷。就連資深媒體人羅昌平也被此次馬航事件傳播中的信息混亂、傳言四散所迷惑。

　　日前，在騰訊新聞舉辦的以馬航報道得失為主題的沙龍上，羅昌平講述了他在此次馬航事件中轉發微博的一個失誤——“《人民日報》記者楊曄消息，越南海軍第五軍區政治處主任竇凱還大校稱，飛機墜落在堅將省土珠島153海裡處，是越南馬來領海交界處。越南救援隊已出發。”這條署有《人民日報》記者名字，還有具體消息來源的消息，在羅昌平轉發兩個多小時后，經路透社辟謠。

　　再提起此事，羅昌平坦言：“這個事情之后，再看到想要轉的信息，看了上面的提示之后，都要點開鏈接看一下裡面的東西，仔細思慮。尤其是越往后越謹慎，每轉一個東西都非常小心，至少要過一遍腦子再轉。”

　　再謹慎求証

　　對於信息源的採用，國內外新聞媒體都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和規范。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對信息源的質疑與核實是媒體必須要考慮的事。

　　紐約時報中文網執行主編曹海麗以自己所在媒體為例表示美國媒體非常重視信息來源的核實。比如，中文網有一篇外約作者寫的文章中提及國內某部委曾發布一個禁令，美國同事便要求編輯向該部委打電話以確認這一信息是否屬實。不論是電話沒人接，還是被對方拒絕採訪，都需要在文章裡寫明，雖然在打這個電話之前，你可能已經知道會是什麼結果，但作為職業規范，打電話核實這個程序是必須要做的。

　　而很多時候，國內媒體對於消息的採用，不是不知道該怎麼核實，而是太過“想當然”。就以本次馬航失聯事件中被瘋狂轉載的那條客機在南寧降落的消息為例，媒體向中國南寧機場核實是舉手之勞的事情，卻生生在微博上被轉發傳播了數千次。

　　“這完全是對發布的信息源缺乏最基本的甄別。”一位海航集團的員工直言，憑借常識都可以判斷這絕對是假消息，如果失聯航班已經降落到南寧，馬航怎麼可能不知道，完全沒有做鑒別就把這個消息發上微博，是媒體的不負責任。

　　事實上，核實一條新聞信息真實與否，有時候並沒有那麼難。鳳凰衛視知名記者閭丘露薇曾表示，媒體轉發或傳播二手資訊不是問題，但專業媒體和網友的區別就在於要確認信息的來源。

　　曹海麗也指出，媒體採用的任何一個信息都要有來源，如果信源存在不方便、要保護、要求匿名等情況，記者都應該在文中表明。

　　★對所謂的“權威”不能輕信，媒體在官方微博、微信上轉發內容更要謹慎，過腦子后再轉。

　　★對消息的採用，不能“想當然”，質疑與審核是媒體本分，受眾有權知道信息的來源是什麼。

　　★應對突發事件，媒體的所有報道動作都應該有個詳細預案。

　　★前后方有機協調，緊密合作才能使報道“殺出重圍”。

完善機制：詳細預案+前后方合力

　　當城市裡的某個地方著火了。電視媒體應該如何快速展開直播、連線，並對事件的過程進行跟蹤，組織分析解讀？報紙又該從哪個角度來對事件進行報道，人員如何分配，前后方如何有效協調？

　　這一系列看似簡單的問題，反映的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媒體報道機制。突發事件是否有完善的報道機制，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媒體報道的成敗。馬航失聯事件的報道讓更多人對這一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原制片人王青雷直言，此次馬航事件報道中，新聞報道機制缺失是中國媒體應該吸取的教訓之一。文章開頭提到的問題，是他曾在課堂上給學生講過的哥倫比亞的新聞案例。他說，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哥倫比亞，當地媒體會要求主播10分鐘內必須要到台前進行連續報道，首先要告訴大家這個地方著火了，然后開始直播，且整個時段的直播需要提供著火地區的基本情況、街道的歷史，包括這樣的事情在這個地區歷史上是否有過﹔接下來，前方記者已經在直升機上做連線，報道抵達現場的用時以及目測到的現場情況﹔再回到演播室，已經有消防專家在解讀，根據記者在現場觀測到的信息，分析火情等。

　　用王青雷的話說，當突發事件來臨時，媒體的整個報道連續動作都應該是有預案的，而非新聞事件發生后才開始組織報道，那時候已經完全來不及了，也會出現漏洞。突發新聞事件預案在國外很多媒體中都會有具體的分類，比如在地震、火災、恐怖襲擊甚至航空事件等發生時都有詳細預案，以此來指導媒體在遇到此類新聞時如何從容應對，組織全面報道。

　　應對突發事件還有一個關鍵點就是媒體前后方的有效協調。《21世紀經濟報道》在此次馬航事件報道中殺出重圍，成為國內為數不多被受眾“點贊”的媒體。據該系列報道責任編輯衣鵬介紹，《21世紀經濟報道》比較早在海外就有記者站，此次前后方緊密合作打了一場漂亮的配合戰。

　　客機失聯第一天，《21世紀經濟報道》就派出記者到越南、吉隆坡進行報道，報社駐香港記者站的記者也通過與使領館溝通拿到相關簽証。在后方，《21世紀經濟報道》組織技術專家進行技術研判，判斷飛機可能有哪些與外部發生信號失聯的情況，很多信號衛星的提供商則提出希望與海外記者直接聯系。

　　在報道方式上，除了方案規劃的4個版篇幅外，《21世紀經濟報道》每天都給前方記者預留一個版的發稿空間，做滾動報道。而移動應用的加入，也讓此次前后方的配合更加密切。前方記者發回的消息、拍攝的畫面、採制的錄音以及后方整合制作的圖形、數據等，都在第一時間通過移動端傳播出去。“盡管溝通的過程比較麻煩、比較折騰，但這也是報社內部做國際深度新聞的一種嘗試。”衣鵬說道。

　　針對在重大突發事件中媒體前后方的協調機制，紐約時報中文網執行主編曹海麗認為，后方編輯必須是一個強大的團隊。“前方的記者每天專注於如何把信息挖出來，而后方編輯則要思考文章及整個主題該如何更好地組織。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記者及其后方技術支持如何通力合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曹海麗看來，如何發動不同力量進行有效報道對所有媒體都是一種考驗。

　　此次馬航事件報道，也反映出國內媒體在數據挖掘、新聞覆蓋以及新聞呈現方式與國際同行的差距，這種差距讓我們在被深深刺痛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反思。衣鵬同時表示，馬航事件報道讓《21世紀經濟報道》發現了不少問題，比如，駐外記者在海外的日常工作規劃，如何在平日與相關機構增強聯系，怎樣應對突發事件等都要重新考慮。

家屬不是不能訪關鍵是怎麼訪

　　每當災難性事件發生，新聞倫理問題就會被一次次提及，尤其是媒體報道的二次傷害論會在第一時間很突出地呈現出來，媒體是否應該將鏡頭對准失聯航班乘客的家屬？媒體的報道是否會給家屬帶來二次傷害？這樣的爭議一直存在。

　　對於這個問題，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節目編導王曉青坦言，馬航事件涉及的失聯乘客家屬，要不要報道、要怎麼報道，是否屬於新聞的一部分，她也曾有過困惑。她個人認為，有些節點如果進行得太早，也許對家屬們沒有幫助，因此，她選擇了等一等。

　　在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制片人庄永志看來，媒體在災難報道面前應該遵循最小傷害原則，應該在公眾的知情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關於採訪是否會對家屬造成二次傷害，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原制片人王青雷則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當一個人面對重大災難時，他需要宣泄、需要被外界了解，也需要通過媒體表達自己的訴求，採訪是否會給家屬帶來傷害有時候很難判斷。“因為每個人的感受都不一樣，籠統說二次傷害或者說媒體直接性地介入一定會對家屬造成什麼樣的困擾，這是一個先入為主的概念。”

　　事實上，在此次馬航事件中，多數家屬還是接受了採訪，盡管有個別家屬對媒體存有不滿。有評論就指出，多數家屬願意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自3月8日以來就在北京麗都飯店與家屬們在一起的一位攝影記者表示，與文字記者不同，災難性事件的圖片獲取更加困難，也更有難度。“我個人認為，如果家屬不願意被拍就不要拍。我一般是和家屬聊天，如果他覺得我還不錯，願意和我交朋友，雙方達成一致，這樣的採訪還是可以進行下去的。”

　　就像王青雷所言，記者在現場面對內心悲愴的家屬時，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記錄，在什麼樣的時機跟家屬做採訪是一個技巧問題。媒體應根據不同人的不同情況選擇時機、選擇方式，去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

　　“比如在事件的最開始，考慮到家屬的感受，媒體可以選擇通過遠鏡頭進行拍攝。”庄永志也這樣建議。

　　正如有專業人士指出，講求新聞倫理是媒體的基本要求，但狹隘地割裂倫理與專業，就是災難性事件報道中的病態。家屬不是不能採訪，關鍵在於怎麼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