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一万小时

最近网上看到了“成功一万小时”的理论，当时没有仔细看，后来发现竟然有Bill Joy的实例，于是保存为txt，也忘记原文在哪里了=。=

可以说是很励志的，尤其看到Bill Joy的那一段。

 

文章如下：

 

艾瑞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
一，根本没有“命定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
二，根本没有“劳苦命” ——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

要成功，你必须在一件事上至少投入一万小时。
在学习的过程中，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存在一个练习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一万小时的训练，”神经科学者丹尼尔·莱维汀写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溜冰选手、钢琴师、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一万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上的训练少于这个数字。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成功的一万小时法则

1.Sun公司的天才创始人

1971年密歇根州立大学安娜堡分校的新计算机中心成立了。中心坐落在贝尔大街，是一座由砖混外墙和茶色玻璃前壁组成的奇特建筑。当时，巨大的电脑主机放置在一间白色房间中，计算机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那房间看上去有点像《2001太空漫游》最后一幕中的建筑”。在房间的一隅放置着几十台键控打孔机——这是那个年代电脑终端的必备硬件；然而一九七一年，这些仪器代表着世界最尖端的科技水平。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计算机系世界闻名，而在这里受过计算机教育的学生都曾频繁出入过那间白色的主机房。当年，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个年龄十多岁、呆头呆脑的男孩，他就是后来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1]。

乔伊来密歇根大学的时候正值新计算机中心成立，那年他16 岁。他又高又瘦，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乔伊高中毕业于底特律北法明顿中学，同学们认为他是书呆子，所以送他一个雅称：“最用功的学生”。意思是他从不跟女生约会。刚进大学的时候，乔伊想当一名生物学家，或是数学家；但是大学生活第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发现了计算机中心——从此他就迷上了计算机。

从那时起，计算机中心就成了乔伊生活的全部。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学习编程；即便是放暑假，他也在一位计算机教授那里找到一份兼职，这样他整个暑假也能编程了。1975年乔伊考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在那儿他更是深陷计算机软件编程不能自拔。博士入学面试的时候，他在匆忙之中准备了一份结构复杂的演讲，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那些考官被如此精彩的演讲完全震撼了，一个考官后来这样回忆说‘简直就是基督舌战群儒’。”

后来，乔伊参与了改造UNIX系统（由AT&T[2]首创，用于大型电脑主机的软件）的项目团队。经由乔伊团队改编的版本非常优秀，目前全世界正在运行的、数以百万计的服务器系统软件依然是他们的UNIX版本。

“在Mac系统[3]的一种模式下你依然能看到这些代码”，乔伊说，“那都是我25年前写的，至今也没什么变化。”还有，如果你好奇当初是谁编写了那么多软件，使我们现今网上冲浪成为时代潮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也是比尔·乔伊。

从伯克利毕业以后，乔伊与合伙人在硅谷成立了太阳微系统公司（以下简称：Sun公司）。Sun公司是我们这个时代电脑科技的主要推手之一。公司成立以后，乔伊着手重写另一种计算机语言——Java，这种语言在当代如日中天。在硅谷圈内，乔伊享有和微软比尔·盖茨同等重要的地位，同行视他为“英特网的爱迪生”。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家大卫·杰勒恩特说：“比尔·乔伊是对现代计算机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人。”

类似比尔·乔伊这样天才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到过许多次，内容其实都差不多。计算机是一个纯知识精英的行业。计算机编程不是传统的校友关系网，你可以依靠金钱或者关系取得领先。计算机是一个充分开放的新兴行业，人们只根据成就和天分评价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人；这里的成功人士都是最棒的，而乔伊无疑正是这些最优秀人中的一个。

如果不考虑我们第一章谈到的冰球和足球队的例子，人们很容易接受以上对天才的解释。然而计算机行业跟顶级冰球队的情况相当类似：这里也是精英荟萃的地方，超常之辈在某个特定领域，通过个人努力、机遇和主观优势的综合作用达到事业的顶峰。

有没有可能在这里也找到第一章中提到的特殊机会的作用呢？让我们回到比尔·乔伊的故事仔细找找看。

2.10,000小时有多久？

心理学界花了几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争论一个大概很多普通人以为早已解决过的问题：到底存不存在生而固有的天分。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于一月份的球员最后都打到职业球队，只有一部分人能做到 ——一部分生来就有天分的人。可以说，成就是天分加上预备（Preparation）。但问题是，心理学家对天分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生而固有天分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预备的作用其实很大。

天才论争最著名的实验是心理学家K·安德斯·艾瑞森带领的科研团队1990年代对柏林高级音乐学院所做的研究。在校方的配合下，他们将小提琴班的学生分为三组。第一组由最优秀的明星学生组成，他们个个有发展成世界级独奏家的潜质。第二组是优秀组，第三组由那些将来不太可能做职业演奏家，只可能在学校当音乐教师的学生组成。所有这三组学生都被问及同一个问题：从第一次接触小提琴至今，练琴一共花了多少小时？

三组学生大约都在5岁时候第一次接触小提琴。在最初几年，所有组学生的练琴时间都大致相当，大约是每周2-3小时。但到了八岁，不同组的学生练琴时间开始产生差别。第一组学生练习时间开始比其他任何组学生都明显多起来；九岁时每周为6小时，十二岁时每周8小时，十四岁时每周16小时，这样随着年龄增长，练琴时间不断增长，到了二十岁上下（这个年纪的学生已经自觉，能够为了更加优秀而主动练习），他们每周练琴时间是30小时。实际上，到了二十岁左右，最好的演奏者在练琴上已经花了10,000小时了。作为对照，第二组学生练琴时长为8,000小时，未来的音乐教师们的练琴时间只有 4,000小时多一点。

艾瑞森带领团队又研究业余组与职业组的区别，相同的情况出现了。业余组中的人在儿童时期练琴从未超过每周3小时，到了二十岁，练琴时间累计只有2,000小时。而职业组的练习时间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直到二十岁，那些将来的演奏大师们的练琴时间已经超过10,000 小时。

艾瑞森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结论是：一，根本没有“命定的天才”——花比别人少的时间就能达到比别人高的成就；二，根本没有“劳苦命”——一个人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却无法比别人更优秀。研究结果表明，一旦一个演奏者进入顶级音乐学校，唯一能使他出人头地的方法就是：刻苦练习；成功的要素在这个阶段变得简单明了。还有一点，那些顶级演奏家们，他们练琴比其他人练琴不只是更加努力，甚至不只是更加十倍努力，而是更加百倍努力。

在学习的过程中，完美掌握某项复杂技能存在一个练习最小临界量。事实上，研究者们就练习时长给出一个神奇的临界量：10,000小时。

“研究发现，任何一个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一万小时的训练，”神经科学者丹尼尔·莱维汀写道，“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作曲家、篮球运动员、作家、溜冰选手、钢琴师、棋手，甚至江洋大盗，无论你是什么，一万小时这个神奇数字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出现。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能从等量的训练中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还未发现任何一位世界级的专家在其专业领域上的训练少于这个数字。大脑好像必须花费那么长的时间消化理解，才能达到极其精通的水平。”

这一准则甚至适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奇才”，比如莫扎特，六岁就开始作曲的音乐神童。心理学家迈克尔·豪在他的著作《天才释疑》中写道：

莫扎特成人以后，在真正成为职业作曲家的一开始，他的作品并不出色。他的早期作品很可能大多出自他父亲之手，只是后来得到不断修改罢了。沃尔夫冈[4]童年时期的多数作品，例如七首钢琴与管弦乐协奏曲，大部分是由其他作曲家捉刀。完全出自莫扎特之手，并被奉为他的第一部经典作品的，是第九号钢琴协奏曲K.271[5]，然而这部作品是他在二十一岁时创作。那时候莫扎特作曲已有十个年头。

而音乐批评家哈罗德·施龙伯格[6]谈到莫扎特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认为莫扎特实际上是“大器晚成”，因为他从事了二十年作曲，才出了第一部经典作品。

成为国际象棋大师也需要大约十年时间。（国际象棋大师博比·费歇尔问鼎冠军宝座用的时间稍微少一些：他花了九年。）十年意味着什么？十年意味着，一个人大约可以投入一万小时对某一特定项目进行长期刻苦训练。10,000小时是铸就伟大成就的神奇数字。

现在我们可以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捷克和加拿大国家队 “年龄分级日”现象了。之前，你可能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花名册上没有一个队员生于九月一日以后。你本以为，肯定有为数不少的运动天才出生于下半年，他们的天分就可以支撑他们进入顶级队伍，不论他们生于一年中的哪一天。

但是，对于反对“天分第一论”的艾瑞森来说，这一现象一点都不奇怪。“晚出生”的天才们在八岁的时候没有被选入全明星队，原因是他们太小了，因此他们得不到强化训练。得不到强化训练，他们就很难达到一万小时的训练时间，从而无法在职业青年队选拔的时候入围。没有一万小时的训练打底，他们根本不能掌握与顶级队员竞争所需的足够技能。甚至是莫扎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如果没有一万小时的训练也无法实现事业上的突飞猛进。练习，并不是你做一次就万事大吉了；你只有通过不断练习，才能把事情做好。

另一个关于一万小时的有趣现象是，一万小时的确是大量时间。人们在很年轻的时候的确很难依靠自己达到这一要求。你需要获得父母的鼓励与支持。你不能太穷，因为如果你必须依靠兼职维持生计的话，你根本没法在日常生活中获得足够时间做练习。事实上，人们要想获得如此大量的时间，必须依靠参加某些特定形式的训练课程（比如冰球中的全明星队），或者某些特定机遇让人们可以有机会去实施训练。

3.安娜堡计算机中心的日日夜夜

现在让我们回到比尔· 乔伊的故事。1971年，十六岁的乔伊还是一个个头很高的懵懂少年。他数学特别好，应该是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或滑铁卢大学[1]高材生的苗子。“当比尔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兴趣了，”比尔的父亲威廉说，“我们能回答的就回答他，我们回答不了的，我们就给他书让他自己查。”到考大学的时候，比尔在SAT考试[2]数学部分中拿了满分。“那些考试并不特别难，”比尔坦率地说，“考试中我总能剩下时间检查两遍。”

他的确才高八斗，但只有这个肯定不够。他的长足进步始于偶然在贝尔街发现的形状奇特的计算机中心大楼。

比尔学习计算机编程的1970年代，电脑的尺寸还跟房间大小相当。一台单机电脑（其运算能力和内存容量可能还不敌现在一台微波炉）动辄百万美元——还是七十年代的美元价值。电脑在那时非常稀罕。即便你能找到一台，你也必须想办法获得使用权；你要想办法获得使用权，你就得花大价钱租用电脑使用时段。

而且，那个时候电脑编程本身是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早期电脑编程必须使用键盘打孔机。程序代码必须用打孔机打在打孔卡上。一个复杂点的程序可能需要几百上千张卡，每张上面都密密麻麻排满了孔。程序员编好程序就带着打好的卡来到机房，交给电脑操作员。那个时候电脑只能单线程运行，操作员给你排个号。你要等多长时间取决于前边有多少其他程序员在排队，通常等代码运行结果需要几小时，有时候甚至要一天。这期间，你的程序如果有一点儿错误——哪怕是排版错误——你都必须拿回卡片，找到错误，然后重新来过。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想成为程序专家都很困难，对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更是难上加难。如果在机房待一个小时只能用几分钟的计算机，怎样才能做足一万小时的训练？“在打孔卡上编程，训练的不是你的编程，”一位早年的计算机专家总结说，“训练的是你的校对和耐性。”

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才找到提高计算机效率的解决方案。此时电脑性能已经大大提高，能够同时接受多个任务指派；专家们优化操作程序，主机可以同时处理上百个终端任务，人们实现了计算机使用时间共享。这就意味着程序员们不用再跑到机房把打孔卡交给操作员，取而代之的是数十个终端；所有终端都通过电话线与机房主机相连，程序员实现了联机协同工作。

以下是历史书对电脑实现主机共享技术意义的总结：

这不仅仅只是一项变革，这简直就是电脑新时代的启示录。不用操作员，不用卡片，不用等待。电脑主机共享意味着，你可以坐在自己的电传打字机前键入命令，并且马上得到结果。主机共享又是交互的：主机会要求程序员做出响应，等待你输入指令，并在你休息的时候继续工作，一直到算出最终结果。所有这些都是“实时的”。

密歇根大学是世界第一批实现电脑主机共享的高等学府。1967年主机共享原型机已经上线运行。到了1970年代早期，密歇根计算机系已经实现100人同时在线工作。“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时候，没有几个地方能达到密歇根大学的计算机水平，”密歇根计算机系始创人之一麦克·亚历山大说，“可能麻省理工，卡耐基·梅隆或者达特茅斯学院[3]有这样的能力，但其他地方都还没有。”

这就是1971年比尔·乔伊进入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时等待他的机遇。他并不是因为想学计算机才进密歇根的，他高中时代从未接触过什么电脑，他只对数学和工程感兴趣。但当他大学一年级第一次接触电脑并爱上编程以后，他惊喜地发现，他竟然置身于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只要想编程就有电脑供他使用的大学之中。

“你知道用打孔卡编程和主机共享编程的差别有多大么，” 乔伊说，“它们的区别就好像写信下棋和下快棋的区别。”编程不再使人倍受挫折，编程变成一种享受。

“我住在学校北区，计算机中心也在北区，”乔伊继续说道，“我在那里花了多少时间？哦，那简直不计其数。计算机中心二十四小时开放。我经常在那里通宵，清晨才回宿舍。那些年里，我花在计算机中心的时间比花在课堂上的时间多。那时候经常在计算机中心上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忘了上课。当然，有更多的时候忘了还要续时登记。”

“那时候，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个使用帐号，上机就充钱，所以你的上机时间是有限的。一旦你进入机房，你就得盘算好你运行程序需要多少时间。他们一般会给你一小时，那这一小时就是你的全部时间。不过，还是有同学发现了窍门，如果在‘上机时间’栏里填进等长度的错别字，他们就没法对你收费，”他笑着回忆道，“这是程序上的一个漏洞。这样只要你填个错别字，你就能一直待在机房上机了。”

现在，让我们理一理比尔·乔伊的机遇链条吧。他有幸考入计算机行业领跑者密歇根州立大学；有幸第一批使用主机共享技术，而且不是键盘打孔机；恰巧密歇根的机房管理系统有漏洞，他得以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又因为计算机中心全天24小时开放，所以他又得到机会可以夜以继日地工作；因此他获得了充分时间练习编程，所以当重写UNIX系统项目开始的时候，他顺理成章地进入项目组。比尔·乔伊的确聪明绝顶，他也愿意学习，这是他成功的一大因素。但是在他成为专家以前，他首先依靠运气获得的是，学习如何成为专家的机会。

“在密歇根的时候，我每天编程八到十小时，”他继续道，“到了伯克利，我就没日没夜地编程了。我在住处就有一台电脑终端，常常看看老电影，做一些编程，到晚上二、三点才睡觉。我经常趴在键盘上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趴在键盘睡觉的姿势——“你知道键盘要是被一直摁住，机器就会发出‘哔’、‘哔’、‘哔’的声音么？一般这样的情况发生三次，我就知道我该去睡觉了。我刚到伯克利的时候还有些东西做不到得心应手，然而到了第二年，我自己觉得已经很上手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编的程序，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过时。”他停顿了一下在心里做了一道算术题——这花不了比尔·乔伊多少时间。1971年开始在密歇根，从二年级起正式学习编程，加上各年的暑假，再加上到伯克利后第一年的所有日夜。“所以，大概……一万小时吧，”他最后说道，“对的，没错儿。”

4. 甲壳虫乐队的汉堡之行

一万小时法则适用于所有成功案例么？如果我们对所有成功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话，能否找到类似密歇根大学计算机系或是冰球全明星队——这些成就天才的特定训练机会呢？

让我们再找两个案例来检验这一法则。为了更有代表性，我举的例子都是大众名人：甲壳虫乐队，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和比尔·盖茨，世界最富有的人。

甲壳虫乐队——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林格·斯塔尔 ——1964年2月来到美国，掀起了针对美国音乐界的所谓“英国入侵”，接连打破唱片销量纪录，改变了现代流行音乐的面貌。

我们关心甲壳虫乐队的第一个问题是，到美国之前乐队组建有多长时间了。列侬和麦卡特尼1957年第一次合作，也就是来美国的七年之前。（顺便插一句，这个时间距他们公认的最伟大作品——《佩伯军士的孤心俱乐部乐队》（Sgt.Pepper'sLonelyHeartsClubBand）和《甲壳虫【白色专辑】》（TheBeatles[WhiteAlbum]）——正好十年。）如果你对他们这段时间做进一步发掘，你会发现他们有和顶级冰球队员、比尔·乔伊以及世界级小提琴家极其相似的地方。1960年，那时的甲壳虫还是支高中摇滚乐队，他们获得了一个德国汉堡的演出机会。

“那时的汉堡还没有摇滚乐队，只有脱衣舞夜总会，”甲壳虫传记《叫！》的作者菲利普·诺曼说，“当时有位酒吧老板叫布鲁诺，他打算邀请摇滚乐队在这里的每个酒吧跑场演出。布鲁诺以前开过马戏团，按马戏团那一套这种表演应该是不间断演出，游客熙熙攘攘涌进涌出，乐队要拼命演奏以吸引游客注意。在美国的红灯区，这种表演叫轮场脱衣秀。”

“那时许多在汉堡演出的乐队都是从利物浦来的，”诺曼继续说道，“这其实源于一个意外。一开始布鲁诺到伦敦找乐队。在那里他结识一位来自利物浦的SOHO经理，这位经理在伦敦也纯属意外。他当时正在那里推荐几个乐队。一开始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的。最终甲壳虫不仅跟布鲁诺建立了联系，也跟其他酒吧老板们建立了联系，之后甲壳虫就常来这里，因为这里有喝不完的酒，还有见不完的姑娘。”

汉堡，对甲壳虫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赚的钱多么？不是的。他们演得太陶醉？也不是。还是那里的听众独具慧眼知道甲壳虫未来会成功？这就更不可能了。汉堡对甲壳虫的正真关键之处在于：汉堡逼迫甲壳虫乐队超量演出。

以下是乐队解散后，列侬接受一家媒体采访，谈到的当年在汉堡脱衣舞酒吧英迪拉的演奏经历。

在那里我们的演技提高了，更自信了。我们通宵演奏不能自拔。作为外国人，我们的表演要加倍努力，全身心投入，必须克服我们自身的惰性。

在利物浦，我们演奏通常一小时一单元，我们只演奏最拿手的，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而到了汉堡，我们一天演奏八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演奏技巧，不然人们早听腻了。

八小时？

一度担任甲壳虫乐队鼓手的皮特·贝斯特说：“当时，只要轮到我们的演出，酒吧老板就把客人往演奏舞台聚。我们一周出场七个晚上。一开始我们不间歇的演奏到十二点半，也就是他们的关门时间。后来我们越演越好，酒吧里的人就一直听到凌晨两点。”

一周七天？

从1960年到1962年，甲壳虫五次到访汉堡。第一趟去演奏了106晚，每晚至少5小时。第二趟去演奏92次。第三趟演奏48 次，上台172小时。最后两次汉堡之行在1962年11月和12月，一共演出90小时。这样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共演出270晚。到1964年甲壳虫成名之旅之前，他们实际现场演出共计1,200场。这的确不同寻常！现在的流行乐队，在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演出也不会超过1,200场，正是在汉堡的超量训练才使甲壳虫乐队脱颖而出。

“他们去汉堡之前，舞台演出乏善可陈，但是到他们回来以后就变得非常出色了，”诺曼继续道，“他们练就的不仅仅是超长演奏时身体的耐受力，他们还学会了无论什么歌都得唱——从摇滚到爵士，你所能想到的所有种类。他们之前在舞台上并没有什么风格可言，但是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好像突然间脱胎换骨。汉堡之行造就了他们。”

5.1968年的电脑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比尔·盖茨的成长历程。他的经历跟甲壳虫的经历一样，被大众津津乐道。数学才俊遇上了电脑编程，从哈佛辍学，与朋友开了一间小电脑公司，取名微软。在天才头脑和凌云壮志的合力作用下，微软以惊人的速度成为软件世界的中流砥柱。这是有关比尔·盖茨经历的通俗版本，让我们挖掘得更深入一些吧。

盖茨的父亲是西雅图知名律师，母亲出身富有的银行家。儿时的比尔身心早熟，对学校生活不屑一顾。七年级那年他从公立学校转入西雅图雷克萨得中学——一家服务于富人子弟的私立中学。盖茨到那里的第二年，学校开设了电脑俱乐部。

“学校组织的家长会每年都进行义卖，义卖的钱怎么用常让人大伤脑筋，”盖茨回忆道，“有时候会资助夏令营，让市区的贫民孩子来学校参观。有时则会做奖金奖励教学出色的教师。那年基金花了三千美元买来电脑终端，配备了专门的机房。后来，机房成了我们的天下。有电脑用真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儿。”

1968年，这样的经历当然令人惊喜，因为那个时候许多大学还没有电脑。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学校买的这台电脑的型号。学校并没有买一台实验室用的读卡计算机，虽然六十年代流行这种电脑。学校买的是一台ASR-33电传打字机。这台机器与西雅图计算机中心直接相连，并与主机电脑实时共享。“主机共享技术一直到1965年才发明，”盖茨继续说道，“我中学时代的老师竟然如此有远见。”比尔·乔伊1971年上大学一年级时非常幸运地通过主机共享学习编程，而比尔·盖茨，1968年才上8年级的他就通过主机共享学习电脑编程了。

从那时起，盖茨的生活就基本搬到电脑机房了。他和同学们开始自学如何使用这台古怪的机器。他们花钱买联机时间，当然，费用十分昂贵——即便对于富有的雷克萨得中学——没过多久家长会的3000美元基金就用完了。父母们追加经费，但很快又用完了。就在那时，华盛顿大学的一帮程序员们成立了一家名叫“电脑中心” （以下简称C-Cubed）的公司，专为当地企业提供主机联机时间租用服务。恰好，公司创始人之一——莫妮克·罗纳的儿子比盖茨大一岁，也在雷克萨得中学读书。当时罗纳正盘算着，能不能利用儿子学校的电脑，在周末空闲时间测试一些公司的程序，作为交换可以免费提供学校一些联机时间。他和学校一拍即合。从这以后，放了学的盖茨就坐公交车到C-Cubed公司，在那里他可以一直编程到晚上。

可惜C-Cubed公司最后倒闭了，所以盖茨和他的同学们就只能流连在华盛顿大学计算机中心门外。但不久，他们就联系到一家信息科技公司（以下简称ISI）。ISI雇佣学生编写企业薪资管理软件，而学生的工资是——免费上机。这样，在1971年的7个月时间里，盖茨在ISI公司主机房工作了1,575小时，平均每周七天，每天八小时。

“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两方面都有，”盖茨谈到他早年的高中经历时说，“我编程的确提高很多。我都是晚上到那儿，周末也全天学习。那时我周末的工作时间很少有低于二十或三十小时的。但后来，我和保罗·艾伦[1]却陷入另一桩麻烦。我们因为偷上机密码，并且搞崩溃了主机，被公司开除了。我有一个夏天没用上电脑。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后来保罗在华盛顿大学找到一台可以免费使用的电脑。电脑放在学校医学中心物理实验室，本来是全天24小时使用，但我们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凌晨三点到六点电脑其实是空闲的。”盖茨笑道：“所以我总是在上床时间之后偷偷溜出家。华盛顿大学就在我家附近，我步行就能到，有时也乘公交车。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对华盛顿大学的捐助总是十分大方，因为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上机时间。”（多年以后，盖茨的母亲曾说：“我们那个时候总是纳闷，为什么他早上起床那么费劲。”）

ISI公司的巴德·彭布鲁克当时与TRW公司有业务联系。当时TRW公司与华盛顿州南部的博纳维尔电厂签订合同，提供电厂管理系统软件。TRW公司因此急需招聘一批懂电厂工作流程的软件工程师。电脑行业早期，要找这样有专门经验的程序员非常困难。但是彭布鲁克知道该找谁，正是那些在ISI主机房上机超过数千小时，雷克萨得的中学生。那年盖茨已经读到毕业班，真不知道他当时使了什么手段让老师信任他，最终打着到博纳维尔实习的幌子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春季。这段时间，他在一位名叫约翰·诺顿的人的指导下编写程序代码。盖茨后来说，那个人在编程方面教给他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多。

从8年级到中学毕业的五年，是比尔盖茨的汉堡。无论以哪种标准，到目前他的一系列机遇比比尔·乔伊更加幸运。

机遇之一，盖茨转校进入雷克萨得中学。1968年世界上有哪所高中能有主机共享电脑终端？机遇之二，学校的家长会基金足够支付学校的电脑费用。机遇之三，学校经费用完以后，一位同学家长开的公司（C-Cubed）正巧需要周末检查程序代码，既然周末在工作，也就不在乎是否工作到周末晚上。机遇之四，盖茨恰巧找到 ISI公司，公司恰巧需要人员编写工资管理软件。机遇之五，盖茨的家正好在华盛顿大学步行范围内。机遇之六，华盛顿大学的计算机恰好每天凌晨三点到六点空闲。机遇之七，TRW正巧与巴德·彭布鲁克有业务关系。机遇之八，优秀的程序员彭布鲁克在需要解决特定问题的时候想到了这两个中学生。机遇之九，雷克萨得竟然同意学生们远行到外地，花一个春季的时间编写电脑程序。

所有这些机会难道都是稀疏平常的吗？然而所有这些机会都给了比尔·盖茨额外的练习时间。当盖茨大学二年级从哈佛辍学自己开公司的时候，他已经不间断地学习编程技术七年了。全世界有多少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有盖茨这样的经历？“全世界不可能超过50个，”比尔盖茨自己说，“我为C-Cubed公司工作过，写过工资单程序，然后是TRW公司——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起来的。我认为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对软件开发有着比同龄人深刻得多的认识。我获得的这一切都是一系列不可思议运气的累积。”

6.时势造成功

现在将冰球明星、甲壳虫，比尔·乔伊和比尔·盖茨的故事串起来，我们便能拼凑出通向成功更加完整的图景。乔伊，盖茨和甲壳虫无疑都深具天赋。列侬和麦卡特尼的音乐才能给音乐届带来整整一个时代的繁荣；而比尔·乔伊，请不要忘记，匆忙之中准备的演讲也震撼了考官教授。可见他们个个才华横溢。

但是，使他们如此出色的不是他们非凡的才能，而是他们非凡的机遇。甲壳虫乐队，对他们来说非凡的机遇就是应邀去了汉堡。如果没有在汉堡的历练，甲壳虫也许会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幸运，”比尔·盖茨在我们的采访一开始就这样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电脑天才或非凡企业家，这样说只是代表他心里十分清楚，是 1968年读雷克萨得高中给他带来了非凡的机遇。

到目前为止，这本书所列举的所有超常之辈都是某种独特机遇的受惠者。幸运的机遇对于软件业亿万富翁、摇滚巨星和体育明星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