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汶川大地震之五--女学生脱下外套把新生儿包好

我所经历的汶川大地震之五--女学生脱下外套把新生儿包好

 发表于：2008年5月27日 23时13分50秒阅读(40005)评论(71) 举报本文链接：http://user.qzone.qq.com/622006462/blog/1211901230

第五天
5月16日星期五晴
清晨5时30分，我们向着汶川继续前进。
   8时过，我们来到了理县。理县的受灾情况并没有此前传闻中那样严重，很多房子都成了危房，但整休坍塌的情况相较北川等重灾区来说要轻得多。
大街上，帐蓬边，已经有村民在卖菜卖水果了。有一个农民背着一大筐鲜红的大樱桃在叫卖。那一抹鲜艳的红色，让我心中涌上一种特别的温暖。想到进入汶川，有可能很多天都只能吃干粮，我们需要补充维生素，同时也算是对这个农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支持，我一下子买下了四斤大樱桃，20元一斤。
理县到汶川县城的60多公里道路刚刚抢通，路上到处都是塌方，通行很不易。来去进出的车辆都排起了长龙。挖掘机在前面开路，车队就跟在后面一点一点地挪进。
10点过，我们才行进了不到一半路程，进入了汶川境内。在抢险的车队中，夹杂着一些当地的车辆，多数是面包车和小货车，车上塞满了人。他们都是急着赶往汶川县城寻亲的人。
一路上，有许多徒步进汶川的人。其中有不少是汶川阿坝师专的学生家长。阿坝师专是汶川惟一的高校，坐落在汶川县城的江对面的大山脚下。记得当年旅游经过汶川，我和老公都觉得阿坝师专的选址不太好，坐落在大山脚、江岸边，多危险啊！
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人了，我非常理解这些家长们的心情。如果是我的孩子在震中，在音讯断绝交通断绝的情况下，我也一定会这样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来寻找她。
他们有的人已步行几昼夜，上百公里。个个都是满脸尘土，满脸倦容。
他们不停地向我们招手，希望我们能搭他们一程。可是我们开的是一辆庆铃越野车，已经坐满了五个人，车后面则塞满了汽油树、摄影设备、水、干粮和药品等物质。没法再搭载人了。我们只能违心地摇手拒绝。每拒绝一个人，我的心里都充满了负罪感。
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你是一个记者，你的职责就是尽快进入灾区，把灾区的受灾详情报道出来，让那些心急如焚的灾民家属们能尽快知道尽可能确切的消息，从而减少这样无谓地冒险之举。
我不停地对自己做着心理辅导，但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我依然感觉自己很无力，很渺小，很罪恶。我只有尽量装得若无其事。
前方有一个数百米的大塌方路段，山上仍有新的塌方迹象，执行交通管制的人拦下了过往的车辆。
汶川的山体高大而疏松，山上遍布一道道山体滑坡留下的凹槽，仿佛一道道巨大的伤痕。垮落的除了山岩还有泥土，漫天都是黄尘弥漫。我有慢性鼻炎，对粉尘过敏，很快就喷嚏不断，嗓子作痒，咳嗽吐痰搞得十分狼狈。我们虽然带了口罩，但不敢轻易浪费，毕竟现在还不知道汶川县城怎么样了，我们得把仅有的一点装备留到最后。
而就在这满天尘土中，我看到了令我终身难忘的一幕：两个执勤的警察，一个胳膊上吊着绷带，另一个瘸着腿，显然都负了伤。他们就在浓雾一般的尘土中跑前跑后，声嘶力竭地指挥着交通。汗水把他们的脸弄成了五花脸。
由于山体随时可能出现大滑坡，他们只能隔几分钟放行几辆车，保持车距。我们在一大堆物质中翻找着口罩，先拿了一个递给那个胳膊上负伤的警官，再想递一个给那个瘸腿的警官，却发现他已经不见了。
轮到我们的车放行时，我终于看到了那个瘸腿警官——从200多米远的塌方路段另一面跑来了几个灾民，而此时，山上正好有新的一股山体表面往下滑落，情况危急，那个瘸腿警官焦急地冲着他们做手势，大喊“危险，回去”----
那几个灾民没有听见，继续往这边跑。那警官急了，一瘸一拐、连蹦带跳地朝着他们跑去，边跑边喊，我是第一次看见一个腿部有伤的人跑起来竟是如此敏捷迅速，他跑到蹋方路段的中央，带着那几个灾民往回跑，而此时山上正有土石不停滑落，他这完全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对别人的安危的担忧，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安危的考虑。
此时，在我眼中，那并不伟岸的身影在黄尘之中是那么高大！那本有些滑稽的跳动姿势在我眼中是世上最美的姿势，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我坐在后座靠左的窗边，同事们赶紧把口罩递给我。我知道，他们一定和我一想深受震撼。司机也默契地一踩油门，采访车跟了上去。车过那警官身边，我摇下车窗，匆匆把口罩递给他：“警官，你辛苦了。”他愣了一下，接过口罩，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上露出一丝感动：“谢谢！”
由于山上正在滑坡，我们的采访车一刻未敢停地往前冲过去了，我们和这位可敬的人民警察就这样匆匆擦身而过。幸运的是，我们冲过了塌方路段，他也带着那几个灾民到了安全地段。
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张脸，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却记得他眼中闪过的那抹感动。
从2003年做小思怡的报道以来，我就对警察怀有一种偏见。然而此时，我发现自己是多么地偏执。各行各业都有精英，也有败类，更多的是普遍而平凡的从业者。这两位普通警察在这次灾难中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和人性光辉，令我至今每一思之都感动不已。
过了这处塌方，又是一处大的塌方。我们停在路边等待。这一次就等了近一个小时。路边的住户有部分房子塌了，但伤亡不是很严重。一个老妈妈不停地给路人讲叙地震当时的情况：“房子摇得凶惨了，我们跑出来，天上黑得很，简直伸手都看不清手指拇，我们啥也看不见，吓得不得了-----”
我走进一户二层楼的人家。他的家中有少量裂缝，但看上去还能住。家中满是尘土。
从房子外观和家中陈设来看，这户人家也算得小康之家，家境较为殷实。
女主人正在打扫着灶台上的灰尘。她现在最担忧的是交通断绝了，她家中种的莲花白怎么卖得出去：“还有半个月就要丰收了，我们这里面的人主要就靠卖菜了，要是菜卖不出去，我们就惨了。”
就这样走走停停，11点过，我们来到了桃坪羌寨。前面又遇上了大塌方，我们只得又停了下来。
从路边看，桃坪羌寨的老寨子还保存完好，但正在兴建的新寨子垮塌了不少。看来，还是羌人的祖先们留下的老寨子更牢固。由于牵挂汶川县城的情况，我们没有进寨子，留待回程时再采访。
一打听，此处离汶川县城不过16公里了。我们决定步行进去。此时烈阳当头，高原的日头特别晒人。早上在米亚罗穿着棉袄还觉得冷，到了这儿，脱得只剩了一件衬衣还是觉得热，背上的汗不停地流。就这么步行16公里，对体能是一个考验，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知道汶川的夜晚还是很冷，就把冲锋衣拴在了腰上，在采访包里放了一瓶水，一袋牛肉干，一个口罩，一瓶泄痢停和几张创口帖。
执勤的警察听说我们是记者，招呼我们不要急着找：“塌方的地方离县城只有9公里，等会儿有抢险的军车过路，我叫他们把你们捎到塌方的地方，你们也少走几公里路。”
我们便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上苍再一次眷顾了我们：塌方路段又打通了！
我们欣喜万分，几天几夜间我们跋涉了1000多公里，终于要进入汶川了！我们在车上紧张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在我们想象中，汶川很可能如北川一样已是一片废墟，城中飘浮着尸臭，地上流淌着尸水-----
我们开始大吃干粮，虽然因为多日来多数情况都在车上吃干粮，我们已经对面包饼干火腿肠很恶心了，但我们怕进城之后会更吃不下去，所以都在拼命往肚子里塞东西。我把面包撕扯成几大块，一次塞一块，再灌一口水，强行咽下去。
进入汶川县城已是中午12时37分了。出乎我们意料，汶川县城的绝大多数房子、包括几十层楼的住房，虽然很多都成了危房，但都没有整体坍塌。我们松了一口气，还好，上苍没有将这个举世关注的小城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街上居然并不是很脏乱，一切看上去还比较井然有序。只是县城两旁的大山上不时有滑坡，尘土弥漫，整个县城都犹如处于沙尘暴之中，我们虽然戴上了口罩，还是觉得呼吸不畅。
我们直奔县抢险救灾指挥中心，投入紧急采访。
指挥中心设在县城一座宾馆后的空地上。狭小的帐蓬里挤满了人。指挥部前停着一辆中国移动的应急通讯车，我试了一下，没法打电话，但能发短信。
指挥中心旁有后勤人员在煮粥，我们也每人分到了一碗，只是没有菜。但有粥也比吃干粮好呀。我们的嘴唇都裂了，粥至少比较滋润。
街上，一对帐蓬里的夫妇正在做午饭，他们吃的是干饭。同事马天帅上去采访他们。看得出他们心里有怨气，那妇女放下碗，很生气地说：“你们现在来采访我们啦？早几天干嘛不来？”
那妇女的丈夫倒很通情达理，赶紧劝住她，解释说路断了，外面的人不是不想进来，是进不来，叫她别乱发火。随后我们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在震灾发生后，汶川县政府立即组织了自救，并开仓放粮，每人每日能分到一斤大米，所以，这两天虽然人心惶惶，但大家并没有挨饿。
我和同事们分头行动，马天帅去采访抢险部队，我去阿坝师专和县人民医院，两个摄影同事自由行动。
在阿坝师专，我看到没有一幢房子发生了整体垮塌，尤其是教学楼和学生宿舍，都只是出现了裂缝、歪斜，但都没有垮塌。一看这外表，我就知道，老师学生们至少都还平安。在地震之后，那么多学校垮了楼，死伤惨重，在这儿却能看到一所没垮楼的高校，想想那在路上徒步奔波的家长们，一番艰辛之后能有一个好的结果等着他们，我觉得很安慰。
学校里的绿地上、操场上，挤满了学生，多数都没有帐蓬，只是用床单简单地遮挡着阳光，有近一半的学生就坐在行李箱上，露宿在操场。
我在学生群中穿行，采访了一个又一个学生。他们都纷纷托我回到指挥中心后，帮他们给家长打个电话报平安，我都一一登记下来。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一个电话，就能解除一家人的焦虑和痛苦，就能减少一个或几个家长冒着生命危险进汶川的可能性。
一个女生告诉我，她们班上有2个学生的妈妈已经徒步100多公里，从松藩走到了学校，和女儿一见面，就抱头痛哭，他们不管男女学生都陪着哭，而不幸的是，听说至少有3个学生的家长在徒步进汶川的途中，被山体滑坡和飞石永远地留在了路上------
我一边记录，一边泪流满面。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些不幸在寻子途中倒下的家长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孩子还平安，只是已经成了孤儿了！
我不禁有些埋怨汶川县政府，既然已经有信号了，可以联系外界了，为什么不马上对外发布一个公告：汶川包括阿坝师专在内的学校都安然无恙，政府将逐批组织学生们疏散，以避免大量家长冒死赴汶川呢？
但转念又想，在如此大的灾难面前，政府也是焦头烂额了，考虑不周之处也是难免的，我似乎不能太苛求。
关于学校的伤亡情况，学生们都说不清楚。我在操场边的一个简易蓬里找到了几个校领导，正准备采访。校长马洪江突然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川师毕业的？我说是，他又盯着我说，你取下口罩我看看。
我吃了一惊。我当时穿着冲锋衣，戴着冲锋衣上的帽子，还戴着口罩，只露出了眼睛，他居然能认出我？
我取下口罩，他看着我，肯定地说：“李亚玲，我认得你！我们是校友，当年我还去过你的寝室，我们还一起唱过卡拉OK！”
老实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他了，但经他这么一提醒，眼前这张脸似乎又似曾相识。他继续提醒我说：“当时我在读研究生，我有个老乡叫钱跃红在你们寝室。”
一提到钱跃红，我终于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女校友，比我大一届，我们只相处一年就各奔东西再未相见了。而眼前这位马校长，当年的确与我有过数面之交，我们也和钱跃红一同去川师校门口唱过卡拉OK！没想到，一别十多年，他竟能在我戴着口罩和帽子的情况下一眼认出我，这份眼力和记忆力，当真了得！
而我，非常惭愧，我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记性不好，眼力特差。在商报，就有许多我同事了13年却叫不出名字的同事。对于我感兴趣的事，我记忆非常深刻，对于我不感兴趣的事，我就怎么也记不住。我是那种电筒型的人，发射出的光只能是一个光圈，在光圈之外的都是我的盲点。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这种境况下遇到一位校友，我很意外，很激动，也很感慨。人世间，一辈子，匆匆遗忘多少容颜，又有几个人能记得你的脸呢！
但我们顾不上叙旧，这也不是叙旧的时候，我们直奔主题，开始工作。
老马告诉我，事发当时，他正上调到马尔康工作。地震发生前，他正与马尔康的县领导一同在山上扑灭森林大火。地震发生后，他回到县城，一听说是汶川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时脑子里就轰地一下：“我这学校除了在外实习的毕业生，还有4100多名学生和1千多教职员工啊！”
他当时就哭了，坐着车直奔汶川。可半夜车到了古尔沟就走不动了，古尔沟离汶川还有近100公里的路程，当时天上下着大雨，沿途到处都是塌方和泥石流，余震不断，他硬是摸黑连夜徒步往汶川走。我能想得得到，他当时已经是什么都豁出去了，如果学校真成了一片废墟，我这位校友只怕会当场崩溃。
从12日晚11时，他一直走到了第二到下午4时。谢天谢地，他平安地回校了，而学校也平安。他第二次哭了。听得我在旁边也是眼泪一阵阵地往上涌。
老马说，全校只有两个女生慌乱中避震不当，被倒塌的围墙砸死，另有40多个学生伤病，其余的人都安然无恙。
这两个女生，老马不肯告诉我具体的情况，说是怕我报道出去，会引起当事家长赶往汶川来：“这几天不停有家长徒步来找孩子，太危险了。”
但我觉得，如果只报道有两个女生伤亡，而不报道出具体的伤亡名单，那更会引起全体家长的恐慌。因为虽然只有千分之一都不到的可能性，但作为家长，谁都会怀疑那个不幸的女生可能是自己的孩子啊！
我在学校四处查证，最后终于弄清楚了两个死者的身份。有一个女生叫我扼腕叹惋——就在地震发生前的5月11日晚，该校举行的大型活动“岷江音乐节”上，该女生刚刚获得了主持人第一名，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美丽少女。谁曾想，不到24个小时，她就化作了一缕芳魂呢？
正采访间，我见到了几个熟悉的同行，原来是四川电视台的记者。我那该死的毛病又犯了，我只觉得眼熟，就是叫不出名字，偏偏他们都认识我，弄得我很尴尬。好在他们都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相遇，大家都只觉得说不出的亲热。
紧接着来了一大批军人和武警，帮着学校搭建帐蓬。这时，学校中有消息流传，据说是某位中央领导要来视察工作。老温已经来过映秀了，听说老胡也来了四川，我估计是老胡要来。此消息后来我从当地一干部口中得到了证实。
但遗憾的是，直升机在汶川上空盘旋了几次，始终无法降落。我们在烈日下苦等了近两个小时，最后，看到武警和部队开始撤离，我们知道，老胡肯定不来了。汶川的天气和地理环境都太恶劣。风太大，尘土漫天，直升机不好降落。后来电视上有消息，老胡去了别的灾区视察了。
从学校出来，我和川台的同行到了汶川县人民医院。县医院已成了危房了，医护人员在城里设了三个临时医疗点，最大的一个点在威州师范学校内。
医疗点里很拥挤，弥漫着一种怪味儿。在这里采访到了许多故事，最让我感动的是地震发生之时，妇产科的医生正在给一个产妇做剖宫产手术。
“麻药都打了，正准备剖了，地震了-----真的是地动山摇，整个天都黑了，感觉就像世界末日来了一样！”
产妇的丈夫当即跑得没了影儿了。产妇拉着医护人员的手，哀求：“求求你救救我，将来我和我的孩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
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在此时经受住了考验，她们把她用床单抬起来跑出了住院部，同时还没忘带上一些必需的抢救器械和药品。
地震过后的至少2个小时内，汶川县城都是一片昏暗，啥也看不清。可是再不做手术，产妇母子都将性命不保。
医护人员把产妇搁在两辆车中间的地上，打开车灯，跪在地上为她做完了手术。护士刘红从产妇腹中抱出了一个健康的女婴：“当时没法秤重，但以我的经验，那孩子至少有六斤半。”
母子平安。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不禁微笑。
但后来，我又从别的目击者口中听到了更详细的一些情况：当时情形很危急，麻药已经过了，又没法再实施麻醉，满天都是尘土，环境极为恶劣，那剖腹的女子疼得死去活来，鲜血直流----在场逃难的女人们自发地站成一个圈，为她遮羞，为她打气-----
婴儿抱出来后，因为家属不在了，准备的东西也随之不见了，孩子没东西包，是两个女学生脱下了外套帮她把孩子包好的。那场面让在场的女人都哭了。
我忍不住要去探望这样一位女同胞。想当年我剖腹生下幺幺猪时，全家人是多么宝贝我啊，我是多么幸福地当上妈妈的，可是她却是如此不幸。
我在一个帐蓬中找到了她。她叫刘泽芬，22岁，映秀新汶坪村人。12号早上9点，她和家人没有留在映秀镇卫生院，而是来到汶川县人民医院生产。这让她们全家逃过一劫——当天下午发生的8级强震，把整个映秀变成了一片废墟。家虽然没了，但全家人都还活着，这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她的伤势还没好，行动有些不便，孩子很可爱，睡得很乖。她说她现在每天只能有两碗稀饭充饥，这让我很担心她的奶水是否充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母乳，又到哪里去买婴儿奶粉呢？还好，她说奶水基本够，只是她总是觉得饿。
我想起我的冲锋衣中还放着一包牛肉干，赶紧拿出来给她。我告诉她，我们采访车上还有牛奶，我晚上发完稿后一定给她送来。
晚上，我和同事马天帅把一整件牛奶全扛给她了。下午在部队采访时，几个后勤人员塞给我的两个苹果和两个梨，我也全给她留着。临走，我给她丈夫手里塞了200块钱，叫他去买些鸡蛋给他妻子补一补，一个女人一辈子就坐这么一次月子，可不能让她落下了病根。
她丈夫很年轻，约摸20出头，一幅还没有“长醒”的样子。看得出他对他的妻女是很爱的，在地震来时，他抛下妻子自己先逃了，这真让人伤心和愤怒，但他也不过是一个“大孩子”，他懦弱，胆怯，贪生怕死，都应该值得原谅。
晚上发稿，真让我们费尽了周折。因为下午发生了余震，把刚刚恢复的部分信号又给震没了。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移动的应急通信车旁边急得团团转。只能发短信，可长达近万字的稿子，得发多少短信才行啊，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司机带着我们在黑灯瞎火的城里乱转，居然在桑坪街上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点。
其实这不是公用电话，是一个私人电话，机主把电话从家里接到了大街上，挂出了“免费电话，每人三分钟”的牌子。
得知我们要发稿，机主王小平马上叫其他排队打电话的人们让我们先用电话：“他们是记者，早点把稿子发出去，让外头的人们晓得我们灾区的情况，那些担心我们的人都放心，这比你们个人打电话报个平安要重要得多，请大家理解一下。”
灾民们都很理解，马上齐刷刷让到了一边。文字稿很快传了回去，图片发得很慢，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灾民们也毫无怨言。他们都说：“你们报道出去了，才会让更多的人放心，才会有更多的人来救我们。”话不多，也简单，但顿时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肩负的使命的重要性。这些天的奔波都值了。
由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公用电话”，我们又采访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机主王小平，藏族；其妻代三姐，汉族。两人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都在新加坡留学。两人做了12年餐饮生饮，震前经营着汶川最大的一家火锅店。
地震让夫妇俩一辈子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他们的四处房产都成了危房。
但夫妇俩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没有的纠缠于个人的得失之中，而是马上想到了城中的大批灾民和滞留的游客。“钱没了还可以再挣，只要人平安就好。与其坐在家里怨天怨地担惊受怕，不如积极振作起来，为我们汶川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这家最大的火锅店中还储存有1千斤大米。13日凌晨5时，夫妇俩召集人手在门前垒了四个灶台，架上四口大锅开始熬粥赈灾。每天两次粥，赈济了数千人次。
1000斤米，一天就熬光了；第二天，夫妇俩买了700斤，又耗光了。第3天，因县长在卧龙遭遇塌方失踪、全面主持汶川县工作的副县长张通荣听说了夫妇俩的事迹，给夫妇俩特批了1000斤大米。
已经是夜里零点了，两口子还在忙。
“这个毛肚一定要用碱好好搓洗干净，这个牛蹄子一定要今晚上就炖起，不然明天就怕一时炖不熟，大家吃了要拉肚子———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已经连续忙碌了四天四夜的代三姐依然风风火火。她热情地招呼着住在街道边的灾民：“明天又来吃哈，明天中午给大家煮顿干的，还有肉吃。”
　　原来，地震后一直停电，冰柜里的冰已逐渐化完。冻存的肉食品再不及时处理就会变质。所以这个晚上，代三姐夫妇就赶着把店铺里所有的存货一一清洗干净，准备在次日中午给已喝了几天稀粥的灾民们“打牙祭”。
他们也招呼我们来吃，我们笑着答应了，眼睛却湿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大灾，这样一对个体工商户，又怎么能表现出他们的大爱？
在火锅店对面，有一个着警服的男子和一个便服男子在喝啤酒。
  　穿警服的男子是汶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教导员兼映秀交警中队的中队长王伟；便服男子是汶川县前任映秀派出所所长、现任县公安局副局长胡勇。12日上午，王伟正好到县城开会。他和胡勇的家都在映秀镇上。地震发生已过去4天4夜，他们仍然忙着参与抗震救灾，根本无暇顾及留在映秀镇上的妻儿。
　　地震发生后，胡勇一连给他的爱人发了200多条短信，内容都只有一条“我平安，你怎么样了？”“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这些短信她也许永远都收不到了，但是我还是要发，不停地发，这样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就连现在，我也想回去看一眼，哪怕家已经不在了，她已经不在了，我还是想回去亲眼看一眼，可是――”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胡勇年仅3岁的儿子安然无恙。地震发生后，身负重伤的映秀镇派出所教导员被直升飞机接往成都救治。临上飞机时，教导员把胡勇的儿子带在了身边。16日晨，胡勇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飞赴成都，把侄儿接往了北京。临上飞机时，胡勇的弟弟托人给胡勇转告了一句话：“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他！”这句话就在这个晚上被带回了汶川。胡勇庆幸之余又不禁黯然神伤。
　　“作为丈夫和父亲，我们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我们没有办法，现在更多的人需要我们！通讯断绝很久了，听说我们交警中队有一个同事逃出来了，从马尔康绕道过来，估计在今晚上就可能见到他。所以这么晚了，我们还守在这里等他。”
我们也陪着他们一起守候。
过了一会儿，远远的夜色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手掌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的年轻男子。他疾步走过来，一把抱住王伟哭了起来：“王哥，我对不起你！我――我没有找到嫂子！”王伟也紧紧地抱着他，许久没有说话，最后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嘶哑着嗓子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有心理准备。我原以为咱们中队都没了———你还活着就好！”
县城的夜很静，夜幕中回荡着两个男人心碎的哭声。
我低下头，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在这场灾难面前，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贫富贵贱，都成了命运巨轮辗压下的昆虫。
王小平拿来几瓶啤酒，热情地请我们喝上一杯。我一口气干了，心里只觉堵得厉害。
凌晨1时过，我们结束采访，准备找地方休息。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居然没有方便过。也许是水喝得太小，汗和眼泪流得太多。
这时不可能还能找到什么公共厕所，我只有远远地走到河堤上去解决了。想想这么大一个县城，十万人要吃喝拉撒，如果不妥善处置，只怕就会为疫病流行埋下祸根。
晚上，我们来到阿坝师专的操场，这里可说是眼下全汶川最安全的地方。
操场上和下午我们刚来时已经变了样了，已经密密地搭满了帐蓬，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安置好了。
老师们和校领导们都还在简易棚里坐着，我们五个就在车上蜷缩着打了几个小时盹。半夜里不时有强烈余震，震得车身不停摇晃。我虽然已疲惫到极点，但一经震醒，却往往许久都难以再入睡。我注视着窗外这个世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身在梦中？
作为一个记者，我们对于这个苦难中的县城，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最多几天，我们就将逃一般离去，而这个县的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还只有在这个县城继续生活下去。
这就好比外地的记者到成都来采访，那种心情和我们这些“原住民”，和我们这些“灾民”是绝对不一样的。他们的遭遇都只是一个噩梦，脱离了这个产生噩梦的环境，他们就会回复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中去。他们所经历的，都只会是切肤之痛，就如不经意见掉落他们发梢的落花，一拂入土，终将了无踪迹。
而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已经发生了转移，改不了了，回不去了。这些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将深深地烙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份彻骨之痛，将伴随我们的一生。